牌子锣（包括丝弦锣鼓）是一种混牌子自由连缀的民间曲，虽为数不多却得来不易，它凝聚了多少人的辛劳和汗水。据鄂城史料记载，明崇祯１６年，义军首领张献忠挥师武昌，途经葛店附近，村民们奔走相告，并以“敲锣鼓，吹喇叭”的方式欢迎义军，后有两个村子取名为“杨喇叭湾”和“上屋罗村”，故牌子锣在鄂州世代相传，有近４００年的历史，其中有些曲牌的名称，如《风入松》、《园林好》、《万年欢》等，可以在我国古代“南北曲”和昆曲、京剧、汉剧中找到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民间吹打音乐是湖北省的一个主要乐种，它东起黄梅西至宜昌，几乎横跨湖北省，但各地名称不同，除鄂州称“牌子锣”外，其他各地杂称为“喇叭锣”、“十锦锣”、“锣鼓牌子”、“锣鼓架子”、“挑鼓子”、“背鼓子”、“十翻锣”等，一种乐种的定名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学术性和统一性，不能各执其是，最后由专家们审定：根据其“基本一致的传统曲目，相对统一的音乐风格”统一称为牌子锣，这是值得鄂州人引以为荣的。 老鄂城有句俗语叫做“湖畈有吹打（牌子锣），城区闹丝弦（丝弦锣鼓）”这两种不同的民间吹打，是鄂州民间文化艺术中的佼佼者。有许多吹打曲牌被载入国家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太和民间班社的演奏活动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一部烟熏火燎的手抄本《牌子锣曲牌集》的发现更在当时引起省内外专家重视。 １９８７年，国家艺术科研重点规划项目——“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包括民歌、民间器乐曲、民间文学、民舞、民间戏剧、曲艺等）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全面铺开，笔者作为群艺工作者理所当然“上山下乡”，深入基层，搜索民间艺术，手抄本《牌子锣曲牌集》就是在这时发现的。 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８日，我和当时基层的一位同志，徒步到太和陈太村考察“玉连环”班社组织活动。陈新凤老人是当地有名的吹鼓手，当时已年近８０，十分热情好客，我们在他家吃住，一家人从不厌烦。有一天，我们和老人聊得正欢，老人突然神秘地说：“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老人搭梯子从阁楼上取下一包东西，小心翼翼地打开旧红布包，里面竟然是一部烟熏火燎的旧账簿，厚厚的有一百多页，我随手翻了翻，发现里面全是用毛笔抄好的牌子锣的“工尺谱”，我对此古曲谱略有所识，当时并不在意。当再一次仔细翻看时，眼前忽然一亮！因为曲谱首页第一行，醒目地写着“民国丙辰二月十二日陈盛甫亲笔抄”的字样。陈盛甫是老人的父亲，我心里暗自推算一下，“丙辰年”大概有七八十年吧，这可是难得的“孤本”接着老人翻着账本颇有感触地说，这个本子是“文革”期间拼着命从灶膛里抢出来的，被老人视为传家宝在暗楼里珍藏了十八九年……老人说完又小心翼翼地包好，把它送上楼去。为了获取本子上的宝贵资料，我们只好采取抄的办法，三进三出陈太村，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抄录两三个小时，每次抄录，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老人都会放下活计，守在我们旁边，可见这个本子在老人心中的分量。 《牌子锣曲牌集》手抄本的发现，引起了省编委的重视，省有关专家学者还来鄂州看望了陈新凤老人。时隔不久，为制作《鄂州牌子锣迎亲吹打》录相带，我们又一次请来了陈新凤老人，让他上镜头，与他一起在宾馆用餐、合影等，我们的热情，感动了老人，他说：“我们陈家打了几代的‘牌子锣’，也没有什么领导关心过。想不到这些吹打玩意儿，各级领导如此重视，看来国家是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传下去……” 鄂州“牌子锣”、“丝弦锣鼓”遍布城乡，流传民间的曲牌数以百计。因年代久远，大多流失或零散不全。“曲牌集”曲牌多而全，吹打兼蓄。整个“曲牌集”计有工尺谱曲牌１５６个（包括变体曲牌在内共计２５２个）另有若干地方小调和少数戏词，堪称一部“吹打大全”。 有关牌子锣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湖北电视台的重视，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电视台拍下了陈太村、张夏湾的演奏实况，时隔不久，中央电视台便以“千余名民间艺人活跃在山乡”为题，报道了张夏湾牌子锣的演奏实况。 如今鄂州乡镇牌子锣十分活跃；城区处处响起丝弦锣鼓声，东门天华乐队还出现了女子演奏队，鄂州的民间音乐以全新的姿态在民间蓬勃地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