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妇女，都以宽博为主，其特点为：对襟，束腰，衣袖宽大，并在袖口、衣襟、下摆缀有不同色的缘饰，下着条纹间色裙，腰间用一块帛带系扎。当时妇女的下裳，除间色裙外，还有其它裙式。戴小冠、穿宽袖襦裙的乐人。 魏晋时期的百姓服饰 近年在甘肃嘉峪关东北的戈壁滩上，发现一处魏晋时期的墓群，其中有六座墓室的墓砖上绘有彩画，共有六百余幅。砖画的内容几乎都是现实生活的各种场景，包括采桑、耕田、狩猎、畜牧、屯垦、庖厨、宴饮等等，其中描绘劳动者形象的，就有二百多幅，。如农民的袍服、猎户的毡帽、信使的巾帻、牧民的绑腿、妇女的围裳等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魏晋南北朝服饰 唐代诗人苏轼的《念奴娇》中“羽扇纶巾”的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名“诸葛巾”。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对唐宋时期的男子首服也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另外，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等等。 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子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打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男子服饰主要为胯褶及两裆等。 戴梁冠、穿衫子的文吏（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洛神赋图》是根据曹植《洛神赋》而作的长幅卷轴画。洛神为洛水之神。相传是古帝宓羲氏之女。曹植在赋中借以表达他失恋后的悲哀、苦闷和彷徨的感情。图中所绘洛神形象，无论从发式或服装来看，都是东晋时期流行的装束。男子的服装更有时代特色，一般都穿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另外，图中侍者多戴笼冠，笼冠的形象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图象略同，然而时间却比其他资料要早，可见笼冠并非出自胡俗，而是先在中原地区流行以后，才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的主要冠式之一。 戴巾子、穿宽衫的士人（孙位《高逸图》局部）。《高逸图》是我国古代人物画中的杰出作品，它虽然出自唐代画家孙位之手，但具有浓郁的魏晋风韵。画面绘四个士人，盘腿列坐于花毯之上，或戴小冠，或裹巾子，通穿宽博衫子。每人身旁各立一侍者，也穿宽袖衣衫。从画面的构图和人物的安排来看，都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相同，人物的服装和形态以及生活器具等都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形制。 魏晋时期的妇女服装，最初继承汉代习俗，有衫、裤、襦、裙等形制，以后不断变化。衣衫以对襟、交领为多，领、袖都施有缘边。下着长裙，腰用帛带系扎。北方除穿衫裙之外，还有两裆、裤褶等服饰。两裆虽多用于男子，但妇女也可穿着。只是在最初穿着时，一般多穿在里面，以后才将其穿在交领衫袄之外。魏晋时期冠帽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 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