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可分为本质论，价值论创作论三方面： 　　一．其文艺本质论是以可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式”为基础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卷十中提到：“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柏拉图认为，“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以床为例，床有三种：一是神创造的“本然的床”，即床的理式，“床的真实体”；二是工匠按照床的理式制造的“个别的床”，“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三是画家模仿床的外形画出的“床的影像”，“和真实体隔着三层”。总之，文艺的本质是模仿，而模仿“都只是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所以“模仿只是一种玩意，并不是什么正经事”。 　　二．其文艺价值论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为特征的。柏拉图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要求文艺“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果”，即有意义建设“正义”的城邦和培育“正义”的人格。他以此为标准，批评古希腊文艺一是亵渎神灵，丑化英雄，“最严重的毛病是说谎”；二是摧残理性，滋养情欲，“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因此，他要把诗驱逐除理想国，除非它“真正能给人，使人得益”。 　　三．其文艺创作论是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灵感说”。柏拉图认为，文艺创作不是凭技巧，而是靠灵感。他在《伊安篇》中提到：“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附着。”所谓“灵感”，就是诗神附后的神力驱遣。创作过程就是诗神凭附于诗人的心灵，富裕他以创作的灵感，诗人的心灵受到感发，便“失去自主，陷入迷狂”，于“无知无觉”中“代神说话”。其“灵感说”描述了创作过程中的非理性状态，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