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汇报》6月16日报道： 应对中国崛起 战略重点转移 冷战后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目标经历了从单纯应付功能性挑战到同时应付功能性挑战与结构性挑战并举的转变。所谓功能性挑战，是指朝鲜的核问题，它关系到美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政策目标，这个问题在9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突出。所谓结构性挑战，是指中国的崛起，因为它有可能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思路在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已见端倪。经过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战略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深化。严格说来，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是从这以后开始的。 1991年老布什政府提出的“地区防务战略”和1993年克林顿政府制订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湾危机的影响，因此美军战略的重点是对付地区性危机和冲突。1997年克林顿政府“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台，提出美国要防止与美为敌的新兴霸权国家的出现，防止重要地区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时美国军事战略设计者的眼光已超越海湾战争和朝鲜半岛问题，开始考虑应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这份报告把必须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冲突”改为“战区战争”，声称“我们不能确切判断下一次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维持打赢两场战区性战争的能力，有利于美国与比伊拉克和朝鲜更为强大的对手作战”。 这次由小布什政府推出的新的防务评估报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它将明确提出把军事战略重点放到亚太地区，同时正式放弃“准备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的指标，而准备在东亚地区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在朝鲜半岛形势日趋缓和而台海局势仍波谲云诡的大背景下，这一调整的用意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更加关注亚太 进攻色彩明显 在分析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动向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一是有关美国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还是亚太的问题。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对世界的战略关注是不是只有一个重点，还是有几个重点（如欧洲，中东，东亚）？如果我们姑且用“重中之重”的提法，认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中，任何时候均有一个相对而言是“更重要的重点”，那么不要忘记，即使是在美国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在欧洲的冷战时代，美国仍然在亚洲打了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即朝战和越战。这就是说，不要被美国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还是亚太的争论所迷惑，因为美国的战略关注是多元的、动态的，它取决于美国对某个地区威胁与挑战的程度与性质的判断。当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美国认为亚太的问题比欧洲大，因此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在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动向，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调整。 二是关于美国的亚太战略态势的问题。有人认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这一判断不够准确。如同法律上常常涉及到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问题一样，国际政治中也一直存在着准确判断“进攻—防御”相互关系的问题。防御超过一定限度便是进攻。当前美国亚太战略也存在着防卫过当的问题。就美国对华政策而言，在某些方面已不单纯是防御的问题，而是体现出明显的进攻性，或者说是进攻性防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至关重要。 遏制中国战略 美国推行不易 美国提高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把中国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增强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无疑会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大大上升。但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也不会一帆风顺，它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首先，目前亚太地区不存在遏制中国的国际环境。布什政府加大对华遏制力度并不反映亚太地区多数国家的愿望，而只是反映了美国单方面的考虑。虽然有些国家对中国力量的上升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但整体而言，大多数地区成员希望看到中美关系的稳定，认为健康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亚太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关键。 其次，日本到底能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作出多大贡献？日本的右翼势力当然希望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强硬，但日本是否做好了准备要跟美国一同遏制中国，大有疑问。布什政府把美日同盟的作用捧得很高，对日本寄予厚望，但日本在经济不景气、政治上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国内对日本走向存有种种分歧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发挥美国所期待的那种“战略马前卒”的作用。 再者，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会怎么看布什的新亚太战略？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布什政府如何能保证在执行强硬的对华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同时又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一个集团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布什政府光考虑军火商的利益而不顾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做法会遇到很多麻烦。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能走多远，还是一个问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吴心伯） 美中：期待何种大国关系 ［美国］罗伯特·罗斯（陆伯彬） 　　●美中之间将会有怎样的大国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我们的挑战在于，在各自不同的国内政治体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国际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 ●美中关系就像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存在着令两国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的机会，同样也可以看到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传统的五种因素，决定着美中关系的走向 ●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18个月的时间，罗纳德·里根花了18个月的时间，比尔·克林顿花了5年半的时间。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对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轻易和随便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而不久的将来它也将成为世界战略的中心。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美中两个伟大的、生机勃勃的大国正在彼此面对。我们的问题是，这两大力量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关系？ 新政府上台的6个月：并非最艰难的时期 同中国相比，美国只有短暂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有一种经验，那就是和苏联的冷战。可能在美国人中会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同下一个大国相处的模式一定是另外一场冷战。但是历史上有许多种大国关系，冷战关系只是其中最坏的一种———军备竞赛、危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等等———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非如此糟糕不可。比如说，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主要的大国关系是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它们彼此根本不喜欢对方，准备着对对方的战争。不过，它们之间有贸易、有文化纽带，战争和危机都没有发生，两个大国长期和平相处。美中之间将会有怎样的大国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我们的挑战在于，在各自不同的国内政治体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国际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有着艰难的10年，也有着艰难的6个月———我们都知道，过去的6个月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我可以轻易地列举出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的种种新政策，我们都会同意，这些新政策并不有助于美中之间的合作。但让我们先回到过去，把目前这6个月和我们自1989年以来的十几年中的不同时间段做一下比较，来看看这6个月到底有多艰难。我相信我们都同意，1989年至1991年相对而言要糟糕得多，我们停止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中止了一切接触，2001年则没那么糟。然后到1993、1994年，美国把人权和贸易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则在1994年5月声明对此采取报复性措施，相比而言现在也没那么糟。再到1995、1996年，李登辉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发生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相比之下，过去6个月似乎好得多。再来到1999年，这可是很糟的一年，我甚至无法历数在这一年发生的所有坏事情：《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政治献金”事件指责中国在大选中用非法手段帮助了民主党；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意见不同，引起中国不快；然后美国轰炸了中国大使馆；再后来还有李登辉的“两国论”……1999年是可怕的一年，2001年看起来要好多了。回顾十几年的历程，我们很清楚这是段艰难的时期，但我们同样清楚，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 美中关系就像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存在着令两国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的机会，同样也可以看到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传统的五种因素，决定着美中关系的走向。这五种因素是：台湾问题、安全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以及非政治性合作。 台湾问题 先来看看台湾问题。我想说的是，台湾问题的框架然未受到毁坏，就是说，两国政府仍然是在美中20年来关于台湾的合作框架之内处理问题。其中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售台武器，一个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布什总统对于台湾问题显然准备不足。让我们通过综合所有的谈话以及采访，来看看新政府对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如何理解的。我觉得，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在这点上十分相近，布什说，“美国要尽可能协防台湾”———这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可以追溯到1949年，这个承诺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始终存在，这并不是一个新立场。实际上，新政府上台后台湾独立的呼声要比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更强，但“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美中关系框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受到破坏。关于售武问题，我想说，是的，美国破坏了有关对台售武的协议，但这种破坏10年前就发生了，这也不是新的问题。美国认为售台武器是以一种不损害中国基本利益的方式进行的。两国在这个领域的矛盾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安全问题 有很多说法认为，美国新政府在改变战略重点，要更关注中国。是，我可以列举许多例子：美国对俄政策、美国对印度政策、美国对日本政策……所有的都似乎是为针对中国而设计的；有媒体认为，美国在调整其核目标，更为关注中国；我们对战争的准备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国防部更多考虑的是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导弹防御：先是与俄国协调，现在是与中国……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所有这些，从某个角度上看意义重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其实无一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的底线是，阻止其他国家在可能的战争中威胁到美国，而这一定不会是美中之间的战争。中国显然不喜欢看到这些，但它们并没有威胁到中国根本的战略利益。当然，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美国宣称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我们是否真的能实施NMD呢？没有人知道。阻碍是巨大的：首先是国内政治上的阻碍，现在国会被民主党控制，国会控制着预算，而对五角大楼的预算是国会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方面。所以实施NMD的可能性在下降。第二，技术上的可行性仍不清楚，我们将在7月进行第四次NMD试验，不知道这次是否能取得成功。从历史上看，一两次实验的成功不足以决定我们是否发展防御系统，将来也不会这样来决定。让我们假设我们实施了NMD，这对中国有怎样的威胁呢？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并压制中国的二次战略攻击能力。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将在美国发展导弹防御之前发展它下一代的战略导弹，中国会逐渐加强其安全水准，而其二次攻击能力会因此不受破坏。NMD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而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比如5到10年的时间里，NMD会对中国构成什么压 力呢？这期间中国会开发新的导弹，而这并不昂贵，而且速度会很快。 贸易问题 贸易问题集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是的，但更多的，我们应该关注谈判本身。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谈判，而不仅仅是美国坐下来说，你必须这样，或者必须那样。双方各有妥协，这是两个大国应有的合作方式。你们有你们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利益，我们通过谈判达到相互满意，相互获益。第二点我认为更加重要，谈判给中国两个信号，其一，支持中国加入世贸是美国政府的持续政策，从民主党到共和党都乐意支持，这中间没有新的挑战；其二，也是使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声名远播的原因：“接触”。我们可能不会从新政府中听到“接触”这个词，但“接触”仍然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权问题 从某个方面说，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取得满意结果的问题。但关键不是我们能否解决掉这个问题，而是在我们继续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不影响两国整体关系？很明显，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外交政策就会发现，这个因素的作用是在降低的。去年美国国会辩论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时，人权并不是问题，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才是问题。人权问题将继续存在，但其背景和内容已经不同。从世贸谈判中可以看出，很明显美国希望把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这是新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承诺。我认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人权问题将在两国关系中相对受到抑制。另外还有一点是，今年日内瓦的人权会议没有引发美中间的过度紧张，在明年，关于中国人权的提案将在议程中比前一年减少。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美中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与以前相比，将更少地以国际问题的形式出现。 非政治性合作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可能不太受到注意，但它却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两个政府在许多方面的合作，而其中很多是低于政治的层面的。其中最成功的一项是我们对毒品走私的共同斗争。近年进入美国的毒品更多的是来自哥伦比亚而不再是亚洲的“金三角”地区，问题的严重性得到缓解，但这方面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也有合作，并且合作也在继续。很多的美国人相信对毒品的斗争，对环境的改善，他们不受政府或者国会的派遣，自发地与中国合作。正因为这是在政治争论的界限之下，所以即使面对今天艰难的情况，我们的合作仍然在发展。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呢？是的，比如一个双方可以合作、并且都感兴趣的领域是难民流动问题。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方面的合作，这并不用改变双方的政治以及经济战略关系。 期待新政府的走向 那么撞机事件会对两国关系有什么影响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事件发生了，我们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当意外发生，领导人知道这仅仅是一起意外，最终现实会说明，这并不是政策，而是其他的东西。 问题是，新政府将会走向何方？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年轻的政府，它还没有确定中心，仍然在考虑。它不仅在考虑对华政策，还在考虑对朝鲜政策、对俄罗斯政策、对科索沃政策、国家导弹防御政策……它在考虑所有政策。它仍然是一个在寻找中心的年轻的政府。6个月对一个新政府来说是很短的，不足以确立稳定的政策。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18个月的时间，罗纳德·里根花了18个月的时间，比尔·克林顿花了5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克林顿花了5年半？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利用冷战胜利的机会去处理国际问题。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对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轻易和随便的。 我乐意指出一个迹象，令我们可以从乐观的角度看待美中未来的关系。我们都在报纸上读到，国务卿鲍威尔可能访华，我觉得这可以说明两点。第一点，他是新政府中第一个为10月份北京峰会而来的代表，中国和美国都希望总统能来中国访问，这件事情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第二点，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决定应该和中国建立何种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对那些决策者来说，国务卿的首次访问将是政府决定对华政策的机会，这将促使政府决定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在美国国内政治体系中，这是一次由国务卿扮演对华政策制定中主要角色的机会。 应该说，纵观新政府上台的6个月，还是有好的迹象。我希望我们可以先等待，看新政府如何做，看它将往何处走（因为没人知道它会往何处）。与其采取行动以促使新政府决策，不如首先看它的走向，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决定。▲ 罗伯特·罗斯（中文名陆伯彬）是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和美中关系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他与姜长斌合著了新书《从对峙走向缓和》，还曾与安德鲁·内森合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本文根据罗斯教授6月15日在美国驻华使馆的演讲录音整理。 （宋念申翻译整理） 《环球时报》 (2001年07月13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