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的王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KPAC）商船“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以前，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中国所采取相对仁慈的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有翻天幅地的转变，变得更具帝国野心。例如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外，在1897年发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后，德国便取得山东胶州湾的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半岛的路矿权。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德国旋即进行军事报复，中德关系跌落至最低点。(威廉二世要求德国军队像当年的匈奴军队一样无情消灭中国人，这段比喻令德国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匈奴兵”) 在这段时期里，德国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很大。在清朝灭亡前夕，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参照德国民法典制订了清朝的民法。尽管该法典在清朝灭亡前没有得到实施，但它成为随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在1930年代颁布的民法典的基础，该法典不仅至今仍在台湾施行，而且影响了大陆中国的民法，例如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德关系变得疏远。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显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和1907年英法俄协约国的成立。正因如此，德国打算在1907年筹备德、中、美三国同盟，但这项建议始终无法成事。1912年，德国给予中华民国600万马克的贷款，并归还山东的铁路权益。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德国在远东并无采取主动去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它深陷入欧洲战场。德国曾经试图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战争，并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开始攻击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宣战，并收复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协约国保证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能收回其他受德国影响的地区。但是，日本透过凡尔赛条约取代中国占领了有关在中国的租界。在中国人民都感到被协约国欺骗的情绪下，激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 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在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 《凡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工业产出。它的陆军数量被锁定于10万人，军用制品也大幅地减少。但是，条约没有减低德国在军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业企业仍保留机械和科技去制造军用硬件。因此，去突破条约的规限，这些工业巨头和外国商界组成联盟，例如与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制造和销售武器。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倒台，国家陷入内战, 不同军阀之间互相竞争去夺取最高权力。因此，很多德国武器生产者开始著眼于和中国重新建立商业连系去打入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国发生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0]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例如钨丝和锑——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因此，由那时开始，在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工业品贸易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Hapro）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德国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 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网，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满洲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杭州——贵阳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广州-汉口铁路网，为东岸和武汉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即“工业品贸易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 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 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冯·塞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但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别的哪些师会被裁减等等。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于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18] 最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 冯·法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介石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共产党对此相当熟练）。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冯·法肯豪森同时认为中国军队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国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创制的突击群战术。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基于冯·西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例如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k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19] 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计划中止。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莱茵金属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榴弹炮、反坦克炮和山炮，例如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例如一号坦克。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中国军队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中德合作的终结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20] 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 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 由亲华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1938年6月末，冯·法肯豪森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 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18]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21] 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历史影响 对孙中山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地需要发展现代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 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